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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风雨十年      

 “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是10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的一句豪言。当所有的人把它当作一句祝词时，林和易纲、海闻3位初创元老却把它当作CCER奋斗目标，开始了迄今10年的实践。

　　这10年，作为“播火者”，CCER系统地将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带到了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中，将分析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了中国经济学术界，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学术和教育与现代经济学严重脱节、与中国经济现实脱节的被动局面。从大学普通教育到硕士、博士的培养，从中外合作的MBA项目到高级培训教育，受惠者不仅有学生、教育科研者，还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员。CCER“授人以渔”，使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有了繁荣和壮大的肥沃土壤。

　　这10年，作为“开拓者”，CCER致力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将“经世济用”的理想融入了对中国改革的关注。林毅夫“比较优势”理论不但弥补了发展经济学的缺憾，更扎实地解释和探索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周其仁运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为许多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大量具体操作思路的设计；宋国青以精当准确的宏观经济分析，展现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与中国现实国情的结合；易纲由于对中国货币、信贷和银行业的出色研究，学而入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卢锋和姚洋对中国农村问题和粮食问题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三农”问题的改革思路……

　　这是一个不断聚集壮大的学术精英团体，和而不同，又各有专攻，从宏观到微观、从国际到国内，将研究阵地置于学术最前沿，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前卫的一组群像。

　　这10年，作为“桥梁”，CCER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介绍给了国际经济学界，同时将国际经济学同人及其思想介绍给中国。一来一往，让中国与世界走的越来越近，让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关注中国改革引发的经济学思考。从1998年开始，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马丁·费尔丁斯坦领导下的NBER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已经联合举行了6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年会。每一次年会，马丁·费尔丁斯坦都带领多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到中国，与国内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改革。

　　不仅如此，10年来，CCER还经常邀请世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和政治领袖，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詹姆士·莫里斯、罗伯特·福格尔、阿马蒂亚·森、罗伯特·蒙代尔、詹姆斯·海克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弗农·史密斯；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罗伯特·唐森、前后两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德怀特·珀金斯和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美国商业部部长威廉·戴利，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诺托·鲁杰罗等前来讲学。通过这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和政治领袖的到来，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研究备受世界瞩目。

　　作为CCER开创者之一的易纲，回顾10年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想请中国在海外学成的学者，特别是优秀的教员和研究人员能够回到中国，在中国扎根，在中国进行教学、科研，并且进行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过我当初的预想。”

　　对于CCER来说，10年已长，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来说，10年仍短。《商务周刊》在这里不仅仅记录的是CCER10年的成长，更展现的是这个主流经济学学术机构在独立、进取、自由的精神下，所坚持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责任

　　道路篇

　　1994年

　1994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第347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明确中心为实体机构。同时任命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为中心副主任。

　　同月下旬，林毅夫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校工作，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回国到中心工作。

　　9月，中心正式开展工作，当年为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开设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4门课程。

　　CCER元年

　　这一年林毅夫42岁，一年前他刚刚和吴敬琏同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诺奖获得者舒尔茨的弟子，为了在中国建立一座像世界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的学术机构，酝酿了多年。现在，终于和同岁的海闻、36岁的易纲、35岁的张维迎走到了一块，实现了愿望的第一步。

　　林毅夫把自己归入鸦片战争后的第6代知识分子：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历经维新时期的康、梁、严复，到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到学习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物质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民主、革命理论的过程。

　　而今，他们这一代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在我的知识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现在恰恰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已在世界上创造了奇迹，我们要做的是研究它并且提升它为理论。”他回忆道，当初决定回国时，有人劝他，回去后不易看到文献了，对研究不利。林笑了，他说：“我从来就不是从文献出发的。”

　　虽然CCER一开始就被当作北大的学术“特区”，但校方只能提供简单的设施，6位“海龟”博士坐在简陋的北大老地学楼109号办公室，坚信这是一块“孵化”未来中国诺奖获得者的热土。媒体怀着兴奋的心情表达了对这个机构的厚望，但又用保留的态度关注林毅夫等人“开创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豪言。毕竟CCER还只是众多国内经济学术机构中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儿”。

　　这一年6月，林毅夫和蔡妨、李周共同完成了以“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模型阐释中国改革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个月内一销而空，成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必读书，并且畅销10年。

　　“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把这个看到的前景（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变为现实。当然，达到这个目标要靠一两代人的努力。怎样才能把这个前景变为现实呢？重要的是要改变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最缺乏的是规范研究的传统，要把以往的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的研究方法，变成以经济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把别人的东西记得再清楚还是别人的东西，真正要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要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按规范的方法，以中国的成败兴衰，尤其是建国40多年和改革这10多年的历史作为分析对象，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林毅夫

　　1995年

　这一年的3月10日，CCER正式成立大会在北大电教报告厅举行。1993年度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到会演讲。同时，CCER还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4月24日—26日，CCER与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国际水稻研究所成功举办了“水稻中长期供给和需求的预测和政策意义”国际研讨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10多个国家的高层农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

　　5月3日，CCER首次举行理论与政策系列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奖获得者）作了题为“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讲座。

　　5月23日，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的王一江在CCER双周论坛上作“集权政府为何要实行分权制？”的内部报告；9月6日，访问学者邓保罗作题为“捷克私有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告；11月15日，时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曙光主持“失业和通货膨胀——中国90年代的中国改革与宏观经济”的讨论。

　　12月，留美学者周其仁、宋国青，留英学者卢锋回国到中心工作。

　　初露锋芒

　　1995年，宏观调控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虽然成功在望，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仍然让改革手足无措。显然，宏观手段已无法根治。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国有企业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

　　随即，媒体惊曝“北大发生一起‘交火’事件”。准确地讲，是在当年6月6日北大CCER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双周研讨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企改革核心问题上发生了学术分歧。林的观点是国企改革应先滤清外部信息，而张认为下手处该明确由谁选择老板。这一事件经《经济学消息报》的报道，最后“放大”成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机缘竟让国企改革的理论研究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许多核心问题在理论层次得到了廓清。而北大CCER也因此走到了国企改革研究的最前沿。

　　事实上，这样的事件、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必然。张维迎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于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士·莫里斯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唐纳德·哈耶，主攻产业组织，而林毅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国有企业生存环境的深刻认识，使他们的“交锋”产生了最具冲击力的思想火花，激发了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突破。

　　这一场“内战”，让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领略了CCER这个新锐思想学术群体的威力。但最迷人之处是CCER内部独立、自由、进取的学术气氛。它使国内许多派系林立、学阀气足的机构颇多汗颜。

　　这一年，CCER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的各个研究领域频频出击。张维迎的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出版，成了国内文献引证次数最多的经济学论著；易纲的《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用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完整分析；周其仁把中国农村改革看做是围绕着产权重建展开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以一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开始了他CCER的学术道路；还有海闻对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张帆对规制理论的研究、余明德对人力资本的研究……CCER开局华丽。

　　“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历史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学从很落后的状态逐渐地赶上来了，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们有可能能够和世界经济学并驾齐驱了。”

　　——茅于轼

　　1996年

　　1996年2月1日，CCER与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联合在北大召开世界银行199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

　　4月19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布鲁诺应CCER邀请来北大演讲。

　　6月11日，CCER与台湾“中央研究员经济研究所”联合在北大召开“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

　　7月，留美学者胡大源、赵耀辉、姚洋回国到CCER任教。

　　9月，CCER首批硕士和博士入学。

　　“我是和家人在风雪中回到北大的。在中心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目睹和参与了中心由一个小型教学机构演变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重镇”的过程。植根于本土，是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个人对此的体会很深。初到中心工作时，我脑子里装的净是书本上的知识，并且不自觉地把它们套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上去。随着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加深，我的治学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研究是到现实中寻找理论支持，现在我更多的是从现实中发现理论。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其中有无数好的经济学问题等待着经济学家去研究。中国经济学家当然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但经济学毕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无国界的，中国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独特性，需要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且，中国的伟大变革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建设也需要许多人的热情投入。中心在这方面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中心过去的10年是本土化的10年。展望未来10年，沿着植根于本土的思路走下去，中心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学建设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姚洋

　　1997年

　　4月17日，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士·莫里斯应CCER邀请来北大访问。

　　4月2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应中心邀请，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陪同下来校作题为“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演讲。

　　4月25日，CCER迁入修葺后的皇家园林——朗润园致福轩办公新址。

　　7月30日，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来CCER演讲。

　　本年，周其仁完成“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就业”报告；卢锋就自己的研究《我国粮食贸易的政策与粮食禁运风险分析》作了内部报告；易纲受一家外企委托研究中国汇率走势，在没有任何内部信息的条件下得出人民币3年内不贬值的结论，并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由此奠定了他在金融领域的影响，经同意，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公开发表。

　　12月，留美学者陈平、汪丁丁来CCER工作。

　　“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海外学子又一次推进中国教育和科学现代化的尝试。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两位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易纲和海闻将我打动的。我也认同林毅夫建立中国经济学规范、培养诺贝尔奖级研究人才的目标。10年间，中心同仁的艰苦奋斗，北大学生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否实现当年的初衷，我们这一代学子的报国之梦能否比我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不仅取决于大家的苦干，更取决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有无远见与胆识。

　　我个人这几十年的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与西方的结构调整，其历史发展对经济学现有理论体系的挑战，不亚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复杂科学对分析科学的挑战，不亚于上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的挑战。要理解当代急剧变化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以牛顿时代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捉襟见肘。我们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是满足于做现有经济学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新经济学的探索和开拓者，将会决定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的学术地位。”

　　——陈平

　　1998年

　　3月11日，北大国际MBA项目正式启动，CCER与美国国际教育联盟亚洲部联合培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6月21日，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举行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主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并决定每年夏季举办一次。

　　7月20日，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应邀在CCER讲演。

　　7月5日，海闻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就中国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作学术报告；7月22日，林毅夫赴菲律宾参加“亚洲发展银行顾问委员会”理事会会议；10月5日，林毅夫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并在会上就政策研究机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报告；11月27日，易纲、周其仁、赵耀辉参加中国社科院与福特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走向21世纪公共政策选择”国际研讨会；11月29日，林毅夫赴罗马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主办的粮食安全国际会议，并作题为“如何达到粮食安全：中国的经验”的主题报告。

　　这一年，海闻和周其仁分别被聘为“英之杰”和“悟宿”讲座教授。

　　丰硕的一年

　　1998年的CCER令人眼花缭乱。3岁的CCER已经硕果累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心人员以自身能力优势，成功地向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承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包括世界银行通过中国财政部实施的大型调研项目“中国粮食市场与流通”、国家经贸委的“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劳动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民银行的“金融发展规划”、亚洲基金会的“国际贸易政策研究”和联合国开发总署“经济改革的社会效果”等等。

　　特别是林毅夫和宋国青主持的粮食市场与流通项目，对我国通货膨胀、农民储粮行为、粮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独到解释引起了学术界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周其仁主持的对山西引黄水利工程项目评估，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山西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并在山西省争取世界银行4亿美元项目贷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的热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安然度过并不证明中国经济无恙。在宏观调控任务基本完成的同时，宋国青的一篇文章《宏观经济提防通货紧缩》，判断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提醒央行调整货币政策，避免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恶化，由此打下了他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研究的“中国一号”名望。

　　这一年CCER的热点人物要算周其仁。周其仁的一篇《三网复合、数网竞争》，扩大了当年关于电讯产业的大论争，周利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全面分析了中国电信产业的政策环境和改革方向，使一场学术讨论最终竟然影响电信改革的决策。这位农村问题专家也由此变成了电信专家。

　　这一年，北大国际MBA诞生。

　　中国的MBA出现一个大的误区是很多人把MBA当做摇钱树，美国、欧洲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项目维持不下去，通过市场竞争一定会被淘汰。为什么？如果赢利目标很重，从老师到学生的整个教学过程会走进误区，教出的学生未必能达到你所期望的价值。MBA赢来的不是钱，而是通过办教育，为其项目赢得声誉。把教育当做摇钱树，不但误了自己，也误了他人，实际上你收了钱，但是你没有想怎么为这个人提供最大的价值。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

　　1999年

　　1月27日，林毅夫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经济”报告。

　　3月，梁能、金甫春、平新乔来CCER工作。

　　3月11日，卢锋到菲律宾参加“APEC农业和食物战略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4月8日，宋国青、林毅夫和卢锋到国家计委参加“十五”计划前期研究报告会并承担课题。

　　6月25日，诺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应邀为CCER学生作题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变迁极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的讲座；6月27日，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第二届指甲花经济年会及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7月18日，“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研讨会在北大正大国际中心举行。

　　10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到CCER访问；11月3日，CCER与天则研究所、湘财证券联合举办“农村发展和启动内需研讨会”；11月4日，CCER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国家经贸委举办“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12月17日“中国经济世纪论坛”在北大正大国际中心举行，林毅夫作“通货紧缩的治理与对策”的演讲。

　　这一年3月，CCER与《财经》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财经记者奖学金班，为中国财经新闻的成熟做了一件善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中心，不仅仅是北大的中心，而且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一个中心。在10年当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还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内部，我想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中，最有名的也应该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了。这里聚集了一批确实非常有造诣的经济学者，我想也为民办的、非政府的、非官方的研究机构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是搞经济研究的，也在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像中国经济在发展一样，中国经济改革在不断地发展，中国的研究体制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体制也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方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大家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2000年

　　1月7日，海闻、陈平、张帆参加200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张帆作题为“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发言；2月29日，林毅夫出席科技部召开的“十五”期间我国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战略座谈会。

　　3月16日，北大国际MBA项目签订“西部开发MBA师资奖学金”合作协议，为西部工商管理院校教师提供到“北大国际MBA项目”进修的机会。

　　3月31日，CCER与亚洲协会举办“中国经济：新千年中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4月6日，陈平应欧洲委员会邀请，参加“新经济与信息全球化”国际会议，并作题为“平衡经济的局限性与信息全球化社会的挑战”的主题发言；4月10日，施建淮出席财政部在钓鱼台宾馆召开的“财政政策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

　　5月4日，北大出版社举办林毅夫新书《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座谈会。陈锡文、杜鹰、柯炳生、蔡放、黄季锟等政府官员、学者30多人参加。6月20日，宋国青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通货紧缩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目前正在承担的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通货紧缩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

　　7月2日，CCER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举办第三届中国经济年会，会议主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7月26日，CCER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举办“亚洲开发银行长期发展战略框架”咨询座谈会；8月26日，卢锋出席国家粮食局“改革粮油补给方式”高级研讨会。

　　10月17日，CCER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联合召开“农业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会”。中财办副主任段应碧、原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农业部法规司司长杜鹰等政府官员及陆学艺、樊纲、张晓山等国内外经济学家参加发言。

　　“策士”之争

　　2000年，治理通货紧缩越来越紧迫，政府急需办法解决供给过剩、“内需”不振带来的这场从未遇到过的困难。

　　林毅夫给出了新颖的思路，“治通缩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议进行“新农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解决了农村这些问题，将大大刺激农村市场和消费，创造出巨大的社会需求，把各个行业现存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林的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判断前提是认为问题出在总量上。易纲的判断却不相同，认为关键还是结构调整。他认为中国没有出现通货紧缩，而是有通缩的迹象。

　　易纲的分析是，“当前国民经济速度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没有需求，也不是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关键是我国供给结构和技术能力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诸多问题，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也罢，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罢，可持续发展也罢，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随着这场争论的深入，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宋国青也参加了进来。宋国青对当时走出通货紧缩表示不乐观，认为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现象。易纲则反驳说，按照CPI分析，认为2000年年底前将走出通缩的阴影；林毅夫对易纲所说的一些乐观的数据并不认同，指出过剩不消化掉，通缩压力仍然会存在。

　　随后，问题又到了通缩起因上。林毅夫坚持源于供给普遍大于需求。宋国青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总需求调节不动，这说明经济中存在问题。如果造成通缩的原因是供给过剩，那么单纯限产压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通缩原因是债务通缩，那么限产会适得其反，会加剧通缩。”

　　如何反通缩？宋国青建议政府只要不投资少收税，对经济发展总是有益的，“为了支持1998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在这种环境下，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不利于老百姓收入的增加”。易纲则担忧一些现象，“现在我们有些反通缩的做法，实际上会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有利于恢复计划经济的。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政策争论，许多结论和观点，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CCER的政策研究走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和高速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规范研究。提高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质量，使现代经济分析手段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是建立中心的根本目的和全体中心同人的共同志愿。中心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具有特殊优势。一方面，他们在国外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知识功底和研究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主要研究人员在出国之前或来中心工作之前，大都或曾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政府研究机构等其他单位工作。这样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现实情况有较多的观察和体验，有利于他们把现代经济学方法与中国国情较好地结合起来，提高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和致用功效。”

　　——林毅夫

　　2001年

　　2月13日，CCER与世界银行研究院合作举办“21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2月24日，“中国证券市场的前景与隐忧”政策研讨会在CCER召开；3月28日，CCER与亚洲协会举办“十五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研讨会。

　　5月9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会长萧万长访问CCER；6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访问CCER。

　　6月2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来京参加“CCER-NBER”中国经济年会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费尔丁斯坦；10月16日，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首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作了题为“新千年的汇率稳定”的演讲。

　　10月16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中心召开，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体改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等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参加；11月8日，CCER与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举办“中国养老基金制度危机与挑战”研讨会，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劳动保障部司长孙建勇等参加并发言；2月16日，CCER举办“国有股减持及证券市场前景研讨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国际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方面，包括整个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非常多的、很超前的、很好的政策建议，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流派，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2002年

　　2月26日，CCER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举行“中国入世与资本输出”研讨会；4月24日，香港大学经济系张五常教授在CCER作了题为“需求理论”的演讲；5月21日，CCER与美国道琼斯公司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主题是“入世后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6月30日，CCER-NBER第五届年会，会议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第二届严复年度经济纪念讲座上，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作了题为“不平等研究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的演讲。

　　7月13日，“中国医院管理高级培训项目”在CCER召开开学典礼，该项目得到了中国卫生部的大力支持，由北大国际MBA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10月30日，美国议会代表团访问CCER。

　　“对于中国入世的问题，要从全民的利益而不光是生产者的利益来考虑，要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不再是贫穷、落后、保守的中国，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我们不应老想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有信心向发达国家努力。阻碍我们进步的主要因素，不是我们的能力和资源，而是我们的体制，入世最大收益不是某些具体的得失，而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挥我们潜力的现代经济体制。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入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海闻

　　2003年

　　1月18日，CCER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合办“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2月25日，CCER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论坛，罗伯特·希勒教授与吴敬琏进行了对话。

　　3月8日，CCER与世界银行合办“转型的第一个10年——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教训”讨论会；5月13日，林毅夫出席博螯亚洲论坛与亚洲开发银行举办的“SARS与亚洲经济”研讨会并做重要发言；6月2日，CCER与《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网上论坛开幕，一共举办了7场。

　　9月，留美学者李玲、沈艳、马浩和曾毅来CCER工作。

　　9月9日，美国前总统卡特来中心演讲；9月2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来中心演讲。

　　10月15日，CCER举办“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研讨会；12月1日，CCER与新浪网等共同举办为期3周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23位经济学者参加了10个重大财经和社会话题的对话，网上共有50多万的点击率，1万多名网友通过视频进行了实时的观看。

　　铁肩学人

　　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SASR袭击了正在起飞的中国经济。但这场祸患更大程度上似乎是在考验中国经济和中国人对民族腾飞的坚韧和信心。

　　CCER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加了抗击SARS的“战斗”。以林毅夫、胡大源为首的学者们在SARS肆虐的100多天里，主动请战，将每天的病疫报告进行数理分析，作出预测判断，提供决策部门参考。对于他们奋不顾身的忘我工作，决策部门最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当地写照了CCER里这群学人的学术精神。

　　“我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我在美国生活了近17年，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回来到中心工作，就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特别是从外面回来，我感觉到跟美国和其他国家比，神州大地是一片生机盎然，从上到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心一意搞发展。确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但我深信，凭着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李玲

　　2004年

　　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应邀到CCER万众楼，作关于中国金融机构责任结构改革的授课式演讲。

　　2月27日，CCER与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中美研讨会”；3月13日，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科沃德克在CCER演讲；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在万众楼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宏观分析”的演讲；4月30日，英国就业部长克雷斯·庞德来中心演讲。

　　5月13日，CCER举行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6月21日，CCER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透视”研讨会。

　　7月1日，第六届CCER-NBER年会举行。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转眼成立10年。顾成立之初，6位老师与3位职员拥挤在老地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办公，实在不能想象能有今日美轮美奂、大观园似的朗润园作为我们办公、研究的地点。10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取得的成绩，首先归功于大好的时代环境，我国的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社会稳定，经济腾飞，使我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心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全体教职员工的心血，只有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利益而奉献的群体，才能把握住时代和环境给予我们这一代学子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10年不短，上下求索跬步才起；10年不长，学术和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生逢这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全体教职员工将永铭10年前创办时的初衷，秉承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致力于科研与教学的革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不懈的求索与努力。”

　　——林毅夫

这学期真的把我逼疯了！！！选了34学分的课，期末的时候连续复习了一个月！！天天晚上到城隍庙上自习到2点钟才回来。。。

但值得高兴的事情更多，首先是终于进入了合唱团，还参加了一次演出！！相当惬意！！其次是做出了一次相当正确的选择，加入了AIESEC!!!!!!!!!

HEY! AIESEC!!!!!

我很喜欢AIESEC里面的气氛，热情，专业，坦诚，可爱，开朗，执着，相互支持与鼓励，每当遇见其他LC的人就立即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与归属感。合唱团里面也是这样，大家没有丝毫的掩饰，是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没有迂腐气，大家都沿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昨天晚上收到香港一位同学的信，说高中时教我们竞赛的老师梁晋旭先生去世了，是肝上的问题，28号晚上走的。

这太突然了。

我头脑里还是梁老在黑板前魁梧的身躯与侧身微笑的面庞，怎么也不能与死亡联系起来。太突然了。

梁晋旭先生在四川数学界是很有名气的一位教授，我高一时经七中同学推荐，有幸能进入梁老师的竞赛班学习。梁老在数论方面特别强，人尤其和善。在梁老师的推荐与四中杲绍金老师的帮助下，我在03年的西部数学冬令营，与04年的全国数学联赛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并靠着这些，保送进了北京大学。可以说没有梁老师的指导，我就不能坐在北京大学33楼601的书桌前享受着北京大学学生的称号。梁老师教过很多高中数学尖子，他们有的已经出国，大部分在数学方面已经走出了一些成绩。我这样焖在寝室里懵懵懂懂的没有给梁老师争气的学生，实在是惭愧。

听说梁老师是因为酒，造成肝部的问题走的。

之前，我已经听说数个因类似原因不幸离开我们的事故。首先是一位高中同学的父亲，然后是高中音乐老师的丈夫，之前还有我妈妈同事的爱人，然后，是梁老师。

如此频繁，令人心绞。不仅为了令人尊敬的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友，以及因爱戴与尊敬而聚集在他们身旁的我们。

一位深受梁老器重的师兄听闻噩讯后哀叹不已，但也毫无办法，追忆过去带来的悲伤与思考让我们最终写下：人生无常，有幸作为生者，除了惦念往生者，便是惦念自己。
梁老师安息！

 

我家住在成都,一个休闲怡然的城市.几年前,老城区中还有古色古香的民居,布满凹痕的漆木立柱,略略长些杂草但很整齐的灰瓦片,面对着软软的小路静默着.现在大部分给写字楼让位了,剩下的,被政府当作了宝贝捧着,反而将周围的楼给拆了,剩下个民居一条街,又花了大价钱把屋顶和路旁的小草给拔了,为房屋重新刷漆,添砖加瓦,光鲜照人.

民居一条街离我家很远,我也少去,随它拆拆修修,于我无关.这些修缮本来也就是为了给外地人看的.

我经常去的是青石桥.

青石桥是一条小街,很窄,甚至不容两辆汽车错车.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有座青石板作的桥,跨过了由附近府南河引入的一条小河,所以,这块街区叫做青石桥.

这当然是很早的事情了.

我所记得的是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这里来挑选花草.因为搬家的缘故,新家后面添了一块露天的园地,父亲便利用这一小块地方充分发挥他热爱自然的天性,栽植了许多花草.与栽植相关的种苗,肥料,土壤,虫药,盆砵,等等,便经常到青石桥采购.

当时觉得青石桥并不窄.因为来买卖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大伯,大婶(父亲在这里都算年轻的了),经常还能见到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们都是走路来,最多骑一辆老年三轮车,还要停在一旁,自己走下车,自由地同在街两边背着背兜的农民,或者是在后面店铺里面的老板讨价还价,整条街就是一条步行街,空气里满是时令花草的芬芳,营养土,干猪粪的香味,耳旁是鹦鹉,猫狗的欢叫,满眼花花绿绿的,都是吸引人的鲜活的生命,整个心都被一种怡然的气氛包围着,于是满脸笑容.

我很喜欢到这里来玩.有时买点兰草,或其他什么,有时就只是为了到这里来看看笼子里可爱又可怜的小猫,小狗,盯着它们看,还恳求老板把笼子打开让我去摸一摸,或是看看到这里来的大叔和大婶老爷老太太们与老板的讨价还价,并暗中学习挑选兰草的诀窍.(我送给女生的第一束花就是从这里捧回的.)

这当然是我小学时的闲暇乐趣.

后来学习负担重了,去青石桥的频率日渐减少.后院的花草疏于管理,也日益凋败.

青石桥,我依然是经常去,却是一次吃一惊.先是道路扩宽了,就算两侧都停放了轿车还可以保持正常的通行,干净的水泥路在阳光下甚是刺眼,然后是两侧的店铺向旁推开不少,档次似乎提升了很高,物以稀为贵,光顾的顾客更是少了很多,以往人头攒动的场面像雾一样散尽了.一些被归为低档的或是由于租金过高无法继续维持的店铺都被揽到了旁边街道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棚,下面摆满了花草,有点杂乱,有点窄.我小学时那群老头老太太们这时恐怕都走不动了,很少见到,但还能看见大叔大婶们日益斑白的头发.人气确是少了很多,怕是高档的店铺太过矜持,不易亲近,而"低档"的棚户又被挤在墙隅.但无论如何,这块棚户区也成了我们这些眷恋休闲气息,沉醉自然草木芬芳的醉人的仅剩的伊甸园,人气依然.

这次回来,这块空地干脆也就消失了.剩了一辆挖掘机在那里.似乎这里要建起一座商品楼.

我略感迷茫.

心里空空的.

与棚户区相比,商品楼当然能为城市的发展,市民的安居帮助更大.但从我的角度,商品楼什么地方都可以建,而且现在四处大兴土木,多建一栋的边际效用也没有多大.

然而,青石桥花市陪伴了几代人共同经历过了几十载,已经成为了我们假日休闲的固定场所与方式,承载了我们多少美好的祝福,释放了多少欢声笑语,我们并不需要花匠店铺有多么富丽唐璜的大厅,也不想要手中的花草如何消费结构升级,从3元一株卮枝花,5元一苗的雪兰,升级到200元一盆的素心兰,400一盆的君子兰,外加烧釉花盆(说实在话,烧釉花盆既不透水又不透气,除了可以增点面子,根本不适合养花).

成都人讲究的是实在,虽然很多人有钱了,需要在面子上作点功课也无可厚非,但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价廉物美的花草,富有人情味的购买方式,最乐于享受的是由此带来的花市繁荣,商客各得所需时的开怀一笑,沉浸鸟语花香的闲散心境.花市的繁荣聚集了过往的人气,大家齐乐融融,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花市能带给我们心情上的极大舒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拿一个时髦的词,若将对社会和谐的贡献计算在内,青石桥花市的价值远超过那几座楼房.

看看原来街道两旁冷清的店面,其中高贵的花木傲视过往的车辆,我一阵戚戚然.这样的花木,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人以欢乐的.

以前的青石桥倒掉了,留下了一个名字,现在,这个名字跟随着些许记忆,全部散落在蓉城的小巷中,等待着消逝的风.